2002年，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，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，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，未曾想，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。
2002年春天，武汉的空气里已经有了一丝暖意。
女大学生朱力亚，却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冰窟。
她刚从校医院出来，手里攥着那张轻飘飘、又重如千斤的化验单。
阳光刺眼，路上的学生嬉笑着走过，没人注意到这个女孩的世界刚刚被“HIV阳性”四个字炸成了废墟。
几周前，她的外籍男友马浪突然消失了，像人间蒸发。
现在她知道了原因。
这个来自巴哈马的医学院研究生，不仅在家乡有妻儿，还把艾滋病病毒作为“礼物”，留给了她。
时间倒回一年前。
在音像店，朱力亚帮了一个因语言不通急得满头大汗的黑人青年。
他叫马浪，笑容开朗。
这次邂逅像一部蹩脚爱情电影的开场。
朱力亚被吸引了，不顾朋友“这人看着不靠谱”的提醒，她想起了父母当年不顾反对自由恋爱的往事，觉得勇敢追爱很浪漫。
她主动表白了。
恋爱中的女孩是盲目的，她忽略了太多不对劲。
马浪对自己的过去语焉不详，身体似乎总是不好，常吃些叫不上名字的药，下巴的红疹时隐时现。
她把这些归结为“水土不服”。
直到2004年4月，马浪彻底消失。
学校领导找她谈话，面色严峻地问了几个让她脊背发凉的问题。
随后，她拿到了那张判决书。
确诊后的日子，是她22年人生里最长的黑夜。
消息像墨汁滴进清水，迅速在校园晕染开。
她成了“那个有艾滋的女生”。
室友连夜搬走，留下空荡荡的床铺；课堂上，她周围的座位自动形成一圈真空地带；走在路上，能感觉到黏在背上的目光和压低嗓门的窃窃私语。
“不检点”、“活该”、“脏”……这些词不用听清，她也能猜到。
实习单位委婉拒绝，未来的大门一扇接一扇关上。
巨大的羞耻、恐惧和孤独像湿透的棉被裹住她，让她无法呼吸。
她想过结束一切。
最终，她逃了，逃到无人认识的贵州，想把自己藏起来，默默腐烂。
转机发生在她无意中接触到其他艾滋病感染者之后。
在贵州，她发现世界上不止她一个“罪人”。
他们中有因贫困卖血感染的农民，有不幸遭遇医疗事故的妇女，有和她一样被伴侣欺骗的普通人。
每个人都活在双重炼狱里，病毒的折磨和社会的冷眼。
但有些人，就在这样的地狱里，依然努力按时吃药，认真活着，甚至对陌生人挤出微笑。
这像一束微弱但执拗的光，照进了她黑暗的心房。
她开始问自己：困住我的，到底是病毒，还是我自己的恐惧，以及我觉得别人会怎么看我？
于是，2005年，朱力亚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事，她主动站了出来。
她联系媒体，公开了自己的病情和遭遇，随后出版了《艾滋女生日记》。
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女大学生。
这个决定需要难以想象的勇气，意味着将自己永远钉在公众的审视架上，承受赞美，更要承受无穷的恶意与揣测。
但她知道，沉默等于认输，等于认同“得这病见不得人”的潜规则。
她要夺回自己人生的定义权。
公开之后，生活依然是冰火两重天。
书引发了轰动，支持的信和恶毒的骂声雪花般飞来。
但奇妙的是，当最深的秘密暴露在阳光下，她反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她不再需要躲藏。
她回到学校，努力完成学业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，投身防艾公益。
她开始演讲，用自己的故事告诫年轻人；她去探望病友，鼓励他们别放弃；她接受采访，一遍遍科普“日常接触不会传染”。
她的脸上，渐渐褪去了惊惶，多了一种经历风暴后的平静。
最引人深思的，是她对那段毁灭性感情的态度。
当被问及是否后悔、是否恨马浪时，她沉默片刻，说：“我不后悔开始那段感情，它让我成长，虽然代价太大。至于恨，没有意义了。”
这话曾引来巨大争议。
但这或许正是她故事的核心。
一个彻底的受害者，最终没有选择沉溺于仇恨的悲剧角色。
而是艰难地尝试理解、放下，并将个人的灾难，转化为一份警示和帮助他人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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