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.7%。其中，制造业投资下降1.2%，基建投资下降2.4%，房地产投资下降18.0%。稳投资成为当前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一方面，一些地方政府面临化债问题，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，会对地方投资能力构成一定影响。另一方面，部分传统产业受需求不足影响，市场投资空间有所收缩。下半年，中央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及专项债资金有望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重点投向“两重”“六张网”、城市更新和民生服务等领域，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好转。
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，我国依托高储蓄、高投资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，投资和出口成为主要动能。近年来，随着经济规模持续扩大，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工业领域的投资边际回报有所下降，在这些领域依靠高投资率维持增长的空间有所收窄。
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我国投资领域面临结构性分化。从旧动能来看，随着2020年城镇住房自有率达到96%、城镇化率达63.9%，并叠加人口老龄化、少子化等趋势，房地产需求与投资进入转型调整期，地产投资下降，成为近年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。
基建投资曾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。然而，传统基础设施逐渐趋向饱和，基建投资的规模和增速难以保持高位持续增长。近几年发行的特别国债或专项债，更多投向新型基础设施与“两重”项目建设，主要发挥托底作用。
而从新动能方面来看，制造业正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，其中既有传统产业落后产能的持续出清，也包含新兴高科技产业的持续投入。近年来，各地紧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和要求，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，布局未来产业赛道，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。今年上半年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.6%，集成电路制造业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、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.8%、10%和24.4%。
显而易见，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与发展模式转换的过渡期。投资的领域和结构分化，是整体经济结构转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。传统增长逻辑的支撑条件正在弱化，新的发展模式亟待建立。目前，新动能的规模尚小，新动能形成规模并通过就业与收入支撑消费，也还需要时间。
在这一转换阶段，对于市场而言，一方面短期内需要稳定预期与信心；另一方面需要将财政资金精准地投资于人，才能长期有利于构建内需主导的新发展模式。考虑到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已有所减弱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，企业需要更多地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维持竞争力，这也意味着，企业需要更多投资于无形资本，比如研发、人才等。
因此，应尊重市场规律，客观理性看待投资增速阶段性变化。这既是结构转型的必然过程，也符合产业演进规律。在此背景下，应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护理、社区服务、法律服务等领域。这些人才密集型服务业能够将投资高效地转化为劳动收入，进而拉动消费，同时也能提高人的综合素质，增加民众福祉，形成新的人才红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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